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虽改家难忘：加国华人故事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虽改家难忘：加国华人故事

| 2017-07-29 20: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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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以前，加拿大华人面对沉重的人头税，没有投票权，饱受歧视。但二战爆发后，加拿大日裔一下子成为最大少数族裔歧视对象。与此同时，加拿大华人通过在各个岗位上的勤劳工作，捐献食品和购买债券等形式，对加拿大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这一切整个加拿大社会都看在眼里。战后的1947年，华人开始有投票权，此前的华人移民禁令也取消，整个社会对华人越来越接纳和宽容。　　哥姐先后出走　　战前出生的温哥华华裔，虽在唐人街出生和成长，但思维和行为都日益西化。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最大问题不是被白人接受，而是对自身华裔出身的接纳。Larry Wong 1938年在温哥华唐人街出生，出生后不久母亲去世，因此自小由姐姐Jennie带大。



　　Jennie虽也在唐人街出生和成长，但很西化，即使父亲不高兴，仍经常和白人男孩来往。17岁赢得DJ大赛后，成为加拿大首个华裔女DJ。在姐姐影响下，Larry自小最喜欢听Frank Sinatra、Glenn Miller和Kay Starr的歌，而且爱上阅读。在他很小时，姐姐就带他到街对面的图书馆看书。

　　1950年，Larry12岁时，姐姐给他介绍了《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这本书，内容讲述了德国纳粹集中营关押者大逃亡的故事。不久后，姐姐也走出唐人街独立了。早在2年前，Larry的哥哥Wah就已经离开唐人街，到华盛顿大学读政治学硕士学位，后来又拿到奖学金到纽约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受雇于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被派驻巴基斯坦。　　王父最初期待是，子女长大后在唐人街开个杂货铺，找个华人对象成家立业就行了，但长子和长女都没按他的安排走。Larry说，当年的唐人街就像个小村子，彼此都认识，哥哥姐姐都觉得，圈子就那么大，都想赶紧逃离以开阔视野。　　香蕉人和父辈的2个世界　　Larry和哥哥姐姐一样，也想走出唐人街这个圈子看一看，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要参加唐人街同乡会聚餐和中文课。上小学时，他有个意裔好友，就从未被父母逼着学意大利语和交意大利朋友。他和哥哥姐姐一样，都觉得自己是个香蕉人，只有中国人的黄皮肤，思维和行为完全是西化的。　　Larry觉得他和后来的华人新移民不是一路人。他说，冬天打雪仗时，他使劲瞄准这些人打，“他们不会英语，不了解温哥华和加拿大，我们经常取笑他们。”　　与Larry一起长大读书的其他华裔同学也是如此，他们觉得和父辈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各说各的语言。他有一个叫Deanna Wong的女同学，曾在继父开的果蔬行接电话。由于她不太会说广东话，接电话很吃力，客户每次订货时，只能用英语记下，或在同事帮助下用中文写下来。　　最后一个子女的出走　　开始时，Larry说广东话还算流利，后来英文书和英文歌听多了，再说广东话就有些磕巴了;再后来到卑诗大学上大学，学习写作、哲学和心理学后，就更想扩大视野和生活圈，挣脱唐人街的束缚;开始憎恨所有中国的东西。他说，父亲身体不太好，他本不想离开唐人街，但还是要离开，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想走父亲安排的路。　　25岁时，他离开父亲，彻底离开唐人街，到西温边界租了间公寓完全独立，晚上在加拿大邮局上班。此后他每周回一次唐人街家中和父亲吃顿晚饭，直到3年后父亲去世。不久后，他被加拿大邮局派到渥太华总部负责预算，后来被提升做财务审计，经常出差到安省南部各个分局。这份工作让他获得更大的职业和人生自由。　　对家的回忆　　1994年，Larry退休搬回温哥华居住，后来因缘际会，他又和唐人街扯上关系。1998年，儿时的一位好友问他是否有兴趣做一个华人战争历史博物馆项目。由于自小读战争故事养成的历史兴趣，他欣然接受。他的工作是访问一些华裔老兵，这些人比他年纪大，也都是在唐人街出生和成长。　　老兵的故事，让他开始认识到此前从未认识到的一种承传，对曾经的家有了重新认识。“了解以前的事情，对我自己曾经所属的背景有了一个更好认识。”他说。　　如今，Larry是唐人街当地历史学家，经常走访社区和学校团体，访问政治人士，还写了一本怀念唐人街童年生活的书：《Dim Sum Stories: A Chinatown Childhood》。　　如今的他，经常在唐人街转悠。当年的爆竹烟花店，杀鸡的肉铺，街上卖烤花生的老太太等，其中许多已换主人，但每一个街道，每一种气息，都承载着当年的童年回忆。他还记得，当年父亲亲自缝制的衬衫，是同班同学谁都没穿过的最好的衬衫，让他得意了好久，经常穿着到学校去炫耀。　　许多人可能理解不了，曾经迫不急待逃离唐人街的小伙子，如今却如此深情追忆唐人街的童年生活。对于Larry说，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当年离开，是为了发现和认识生活;现在回来，才知道真正的家在哪里。”无论曾和父亲有多少争执，多么想离开，这里永远是家。　　“后来我写书，是希望父亲能原谅我;虽然他阻止不了我的离开，但我们永远都理解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