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性学研究: 女研究生调查红灯区内心濒临崩溃

lachine · 发表于 2014-12-28 13:53:10

揭性学研究: 女研究生调查红灯区内心濒临崩溃
　　

　　前天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

　　“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前晚出现在人大一学生社团当中，与人大学生共话性学。潘绥铭教授两个月前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处分。11月7日，华中师范大学一位性学教授在广州性文化节上被泼粪。性学研究者在高校的处境颇为尴尬。那么，作为高校密集的北京，哪些高校里开设了性学课程？相关专业老师会怎么上这门课？学生们听完这堂课感受如何？北京青年报记者带着种种疑问，展开了一番调查。”

　　不久前，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处分。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研究“红灯区” 与性工作者的专家，潘教授长期主持对中国性工作者的大型访谈，其中牵涉到给性工作者访谈报酬的问题，而被处分的原因也正与此笔报酬因无法开发票而导致使用不明有关。不少人认为，潘绥铭教授的遭遇，反映出了性学研究者在高校所面临的困境。

　　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开设了专门的“性学”课程，另有一些学校会有涉及“性”相关的课程。但学生反映，很多同学在选课时常把性学课误认为生理卫生课。前天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潘教授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人目前 “性就是不好”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

　　性学专业报考者寥寥

　　据北青报记者调查，国内学术界，性学作为社会学、心理学等主流专业的某一分支而存在，“性学”独立成专业，在大多数人看来，成熟度和公认度不够。按照大学通常以就业（需求）定招生（产量）的专业设置法则，既然性学专业需求量小，报考者也就趋于小众，何况关注性学研究领域，极可能被视为边缘人。李银河曾说，性学相比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从创立之初就是一个备受责难和争议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来自道德的责难和社会辩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性学或多或少遭遇类似困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首都高校至少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开设了“性学”课程，另有一些学校会涉及“性”相关的课程，但多在生理保健课或思修、心理课程中有所涉及。人大、北林、女院的“性学”课的老师多来自本校设立的类似“性与性别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的老师，但各校在叫法上略有差异。

　　大学里的此类科研机构，多挂靠在高一级学科之下，如社会学系。而中华女子学院的情况略有特殊，它专设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该学院的4个教育单位中有“女性学系”，作为国家教育部、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女性学的学生会上性学专业课。”一位不具名的女院同学告诉北青报记者。

　　预防艾滋病不是性学课堂主要话题

　　人大大三的高同学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学期他曾选修过《性与性社会学》的课。作为校选通识课程，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可选，共一个学分，考试形式也相对自由，写论文或课堂感受均可。授课老师是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她是潘绥铭教授退休后该所的负责人。

　　据学生回忆，潘教授曾作为随堂嘉宾，开了两次随堂专题讲座，主要讲的是中国性革命的发展史，尤其是性学观念的变迁史，以及对东莞等地“小姐”田野调查的经验谈。黄盈盈老师更多地介绍和梳理西方的该领域研究理论。

　　而在北京林业大学所开的性学课程，对本科和研究生都有相应的公选课。在北林性学研究所所长方刚老师2010年发表的博文上，北青报记者留意到，研究所目前开设的心理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包括：“性与性别心理学”、“社会性别与质性研究基础”；研究所开设的全校本科生公选课为“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研究所还开设了全校的硕士研究生公选课“性别、心理与法律”。

　　据了解，成立于2008年的北林大性学研究所，2010年开始招收性别心理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而“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公选课程因在林大学生中十分火爆，常常有学生抱怨“抢不到课”。甚至，还有人专门建立了网上讨论群组，并上传PPT课件。

　　例如“两性文化”课，分为“认识性别”、“性产业”、“性：从道德视角到人权视角”、“大学生常见性/情困扰与对策”、“艾滋病时代的性健康”等专题。既有理论研究和理论方法介绍，也有学生们切身相关话题。

　　选性学课程的学生，反馈呈现两极化。既有“慎重选课，很多无知同学被坑害了”的抱怨，也有人声称，“这是从小学以来上过最好的课。风趣、深刻、一针见血！”

　　“一般会以为这是生理卫生课，但其实不是。预防艾滋，也不是我们课堂的主要话题，虽然会涉及。全校通选课，有常识普及的意味，更偏向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课程。”一名人大的学生在谈起自己上课感受时说道。

　　女研究生从事红灯区调查面临心理压力

　　潘绥铭向北青报记者坦言，中国人目前“性就是不好”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谈性色变，或好奇或排斥或偏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面对这些偏见和攻击，很多时候研究者不得不站在道德边界上，尽力说服自己接受所见所闻。即使是他门下的女研究生，在从事红灯区调查时，也会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考验，“田野调查时，深入了解红灯区小姐的遭遇后，有些年轻学生告诉我他自己内心也濒临崩溃，也有人退出。”

　　现场

　　性学第一人潘绥铭对话人大学生：“理想的社会不会有人听我的课”

　　性学教授“被处分”，引发了社会对中国性学教育的关注。但“被处分”事件发生以后，潘绥铭教授却显得异常低调。他谢绝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要求。前日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

　　主办方宣传称此次沙龙“内容涵盖非常广泛”，“性产业、小姐研究、性教育、同性恋、婚姻法等等，没有老潘不聊的话题”。

　　12月26日晚间，人民大学西北角的知行宿舍区地下的“阳光地带”，这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厅，更像一个简易版KTV包间，沙龙开场前半小时，环形沙发已满座，社团的同学又在大厅正中加了几排椅子。

　　接下来，同学们从12月接二连三发生的“性学”新闻入手，联系自己阅读和见闻，一一提问潘教授。这样的问答互动，持续近两个半小时。北青报记者记录下了潘绥铭教授与学生的部分精彩对话。

　　学生：最近，李银河和伴侣公开“出柜”一事以及它的社会影响，您是怎么看的？

　　潘绥铭：她大概是向媒体公开这事儿。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她早就公开了。社会影响方面，我看得不多。有反对的人也有拥护的人。反对者称从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男的你就是男的，那么你把异性恋婚姻当成什么了。而支持者主要是通过这事儿认识到性别的多样化。她的伴侣，我曾经出差时接触过，反正我和我的夫人并没把他当女的看。（学生笑）

　　学生：彭露露出家这事儿，彭自己认为出家是对性学的一种背叛，您怎么认为的？

　　潘绥铭：出家是那同学的自己选择。这个和性学扯不上边儿，出家的人很多，学物理的也有出家的，那你能说他背叛了物理吗？她的这种说法，可能是觉得有些对不起老师。

　　世界五大宗教都是禁欲的，只有中国道教原初是不禁欲的，如汉代房中术，这是比较独特的，后来明代张三丰创立教派以后，道教也成禁欲了。所以，性学，尤其是主张两性自由的学者，跟禁欲主义宗教距离比较远。在中国，女性自愿出家的，比男性比例更高，男性多是被迫。因为女性无法接受恋爱、结婚生子，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前景。

　　学生：前段时间发生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彭晓辉教授在广州性文化节被泼粪事件。今年性文化节，像西安、哈尔滨、太原等地，性学家都遭遇大妈们的反对。您怎么看这些反对声音，它是商业炒作行为，还是今年某些特殊因素引发的？

　　潘绥铭：我5年前曾写文章说，理想的社会，是不会有人听我的课的，因为，那时，性是一种很普遍的事情。民主，应是51对49，而不是99对1，她们的声音发出来是很正常的，作为现代化的后果，再加上这几年互联网的发展，保守和前卫都有了发声的空间，反思作为一股力量定会冒出来。

　　学生：老师您刚聊了那么多历史，我们当今社会的信息无差别传播，让很多小孩儿接收性相关的信息越来越多，性行为也越来越早龄化，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它是正常的吗？

　　潘绥铭：正常不正常，不好说，但早龄趋势是全球现象。至今美国有40%的教徒，且17%的人信天主教。自1968年至今，16岁时发生性行为的比例，美国维持在70%左右。中国和这个数字比，第一次性行为平均年龄，男生是18.1岁，女生是18.9岁，比他们晚两岁左右。这十年来，中国的初次性行为平均年龄提前了0.3岁，增势并不太大。

　　中国的大多数孩子到了16岁也不会去做，不是道德，而是现在的独生子女没有异性交往能力和经验，他们不愿意交往，不会和异性相处。他们不懂身体接触到底是骚扰还是爱慕。我们的文化，也没有教他们去辨别什么是性、什么是爱情。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往往是糊里糊涂的，这种状态下也不懂得保护自己，早不是问题，问题是伤害，怀孕或其他意外事件等。

　　对话

　　高校性学社团招新时学生绕道走

　　对话人：此次“老潘”沙龙的活动组织方、北京高校唯一研究性与性别的学生社团—人大性与性别研究社负责人张枭

　　北青报：你们社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成立时初衷是什么？

　　张枭：我们是去年10月成立的，我们社团创始人有两位师姐。她们听过“性社会学”的课，受到了启发，就想成立这样一个兴趣社团，也为全校对性与性别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同学开辟这么一个空间。

　　北青报：你们社团成立了一年的时间，目前开展过哪些方面的活动？学校性学研究所给你们提供了哪些帮助？

　　张枭：性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是我们社团的指导老师，我们同时也和一些NGO在合作。就目前来说，我们开了沙龙、读书会、讲座等活动，都和性别或性问题有关，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都被邀请过。在一些特殊的活动日，比如世界艾滋病日当天，我们还会在校园里有些宣传或者路演之类。

　　北青报：你们成立这种普及性学的社团面临社会压力吗？

　　张枭：的确面临一些社会偏见。比如社团招新时，我们在大声宣传时，就有同学不自觉地往后退，绕开我们。但其实，关注同性恋问题，只是我们社团活动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偏社会公益的组织。就社会的整体环境来讲，现在比较宽松了。大学生中理解和支持的比较多。我们社团目前核心成员有十来人，活跃成员有100多人吧。

　　北青报：潘老师和你们社团接触多吗？

　　张枭：潘老师退休之后仍然很忙。平时我们也不愿多打扰他老人家，但有时候向他征求活动意见时，他的态度很支持。像上次受邀做一次讲座，他一连讲了三四个小时。他没有架子，不拿范儿，是个很逗的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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